中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

来源：汉中市红十字会：本站发布时间：2016/7/12 8:43:27点击次数：15834次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战火连天、灾难深重、民不聊生时期。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也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
   沙皇俄国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等不平等条约，掠夺中国北方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日本则通过签订《马关条约》攫取两亿两的战争赔款和对台湾、澎湖等地殖民统治。俄日侵略扩张的野心不死，垂涎东北，欲扩张殖民统治“势力范围”,明争暗斗，剑拔弩张。1900年，沙俄一边参加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天津，一边出兵侵占东北，而后拒不执行《俄国撤兵条约》，希图独占东北，激起了日本的不满，在英美的怂恿下，1904年2月4日，日军突袭旅顺，日俄战争爆发。更可悲的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无力阻止战争之火在自己的国土上燃烧，竟然划辽东为交战区，宣布“局外中立”，不关心人民死活，只关注保护清廷陵寝。战争是残酷的，各国侨民陆续撤离，交战国的伤病员由各自的红十字会救护，唯有我东北三省的同胞在滚滚的硝烟中，踏着战争的焦土，流离迁徙，“呼号哀宛”，受尽折磨。直隶总督和山东巡抚曾派员前往救难民，因各路口封闭，“不准别国船只驶进”。民间一些善堂虽有救济之心，但其机构得不得国际的认可，无法前往救助。
   1904年3月3日，曾经留学英国的浙江人士沈敦和与施则敬等20余人集会于上海英租界六马路仁济堂，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在立会宗旨、制定章程、救济方式、筹措资金等方面达成共识，采取董事制，由发起人垫银10万两，延请中外大慈善家筹款募捐，陆续开展救护救助事务的准备工作。尽管运作上力图遵循国际红十字会的基本规则，但由于无法摆脱民间“善会”的阴影，发展举步维艰，很难得到国际和交战双方的认可，仅运行一个星期，不得不改弦更张。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成立，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无奈之举，但也表明国人红十字意识的不断增强。
   沈敦和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和严峻性，无奈之中请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帮助。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华，先后在山东、东北、山西等地传教，在天津时曾主办《时报》，1895年在北京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强学会，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极表赞同，于1898年出任光绪皇帝的顾问，因慈禧发动政变而远离政坛，但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对沈敦和之请，李提摩太欣然应允，并不辞辛劳，全力运作，使尴尬的局面出现新的转机，曙光即将出现在眼前。李提摩太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上海华商绅宦，深念旅居北方华民之苦，故彼此筹谋拯救之法，特与沈敦和观察商量此事，查各国在东北三省传教士避难于牛庄，余遵沈观察之请，电商牛庄传教士可否拯救难民？旋的复电，允许前往赶救，愿效力者甚众。因此设立红十字会之始起。红十字会之用意，救被难民与受伤士兵。遂往商英、法、德、美四国领事，以为然。然后又往工商局董安特生。安特生因属余与总董培恩商议之后，始定。
   1904年3月10日，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天。当日下午5时一刻，中、英、法、德五国代表汇集于上海英租界公共工部局议事。会议由工部局总董培恩主持，李提摩太说明受沈敦和之请筹建红十字会之过程，说道：“今日之会拟先在中国设立红十字会分局，设局之意首在筹款。惟所筹之款，并非交与俄人日人之用。且将来拯救难民，不分中外。”沈敦和介绍了东北难民嗷嗷待救的苦情和成立红十字会之急需。与会者对李提摩太和沈敦和的提议没有异议。安特生宣布：“红十字会议定”，“所议红十字会系局外之会”，“宜预举各董及派定办事之董事数人”，“共襄此举”。随后宣布45名董事会组成人员，其中西董35人，华董10人。以大会表决的方式推出办事董事9名，西董有英刑司威金生、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法租界总董、李提摩太、律师麦尼而、医生巴伦、傅密生，华董有沈敦和、施则敬（后增加任锡汾）。与会者多为洋人，会议正式语言和会议记录使用英语，由施肇基（浙江杭州人）作中文翻译，形成书面文件《施君肇基笔译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会议大旨》，分送在场之华董，并在《申报》、《中外日报》刊登。
    这次集会，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宣告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待续 金石）